除了经书，《红楼梦》和莎士比亚剧作大概是世界上被研究得最多的文学作品，中国有红学，国外有莎学，两部书成了专门的学问，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这两本书给无数的研究者提供了饭碗，研究者们也日复一日地在书中寻求微言大义，用一句调侃的话说“莎学家们开始研究莎士比亚肚脐眼的大小了”。《红楼梦》自然难逃厄运，被一代又一代的红学家们尤其是近五十年来的红学家们蹂躏践踏得面目全非，并一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一部书能有这样离奇的遭遇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近年，刘心武之流又设坛开讲《红楼梦》，发明了所谓的“秦学”，研究出秦可卿是宫中的某位格格，并且逻辑井然头头是道，真不知是中了什么魔道，其生拉硬扯的功夫用在写侦探小说上更为适宜。带着对红学家的鄙夷和厌恶，我读到余英时先生研究《红楼梦》的三篇论文（《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楼革命》、《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以及《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顿觉其视角之独特，见解之深刻，论述之精妙，都不是那些迂腐不堪的红学家所能比拟的。
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余先生从学术史的角度检讨了近代红学发展的历程。他认为，红学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危机，需要确定一个新的典范，猜笨迷的索隐派和政治化的阶级斗争派都已经都走进了死胡同，唯一有生命力的以俞平伯为代表的自传派。但自传派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把《红楼梦》看成曹雪芹的自传和家史的前提是曹雪芹的生平应该和《红楼梦》一一对应，现在的资料和证据都难以完成这样假设。因此，自传说不能作为一种真正的典范将红楼梦研究带入一个更深的领域。余先生认为一个可能的典范是“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造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这样才真正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小说来研究，而不是当作历史文件来处理。这才是正道。可惜我们百年来的红学研究仍然没有悟出此理，依然在猜笨迷，才会出现像刘心武这样的红学怪胎，把一部好端端的小说弄成帝王家事。自传说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哪个作家会严丝合缝地把自己的生活和小说对应呢，那样的话，小说的想象力就完全失去了。以前看过电台关于王小波的访谈，主持人问王小波：“你的主人公都叫王二，你姓王，又排行老二，王二是不是就是你？”王小波说：“如果我就是王二，我老婆第一个不答应。”他们的对话非常有意思，作家和他所塑造的形象当然有重合的地方，但不要忘记文学的本质是想象力，肯定要遨游在现实世界之上的。
关于《红楼梦》的主旨，余先生认为《红楼梦》存在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乌托邦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他尖锐地批评一些红学家的做法：“他们根本不理会作者‘十年辛苦’所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相反地，他们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除这个空中楼阁，把它还原为现实世界的一砖一石。”这个理想世界就是大观园里的世界。余先生认为大观园是“太虚幻境”的翻版和人间版，是作者苦心经营的虚构世界，“对宝玉和他周围的一群女孩子来说，大观园外面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或即使偶尔存在，也只有负面的意义。”红楼梦的悲剧在于这个理想的世界终究被现实世界所侵蚀、吞没和毁灭。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大观园的诞生和存在都和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余先生注意到，大观园是在会芳园和荣府旧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认为这里隐藏着重要的信息：荣府旧园是淫秽龌龊的贾赦住过的地方，而会芳园更是肮脏不堪了，在大观园建成之前，此处发生过很多污秽的事情，如“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是在此处，贾府的爷儿们“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也是在此处，“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同样是在此处。可见，贾赦住过的地方和会芳园乃是世界上最为肮脏的所在，而大观园偏偏建在这片肮脏的地方，“可见作者处处要告诉我们，《红楼梦》中干净的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之上。所以，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是须臾不可离的，并且前者还要一步步蚕食后者，直至繁华美好凋零成“一片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详写了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种种冲击和破坏，最后理想世界也变得肮脏，于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就诞生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的悲剧符合悲剧美学，即美好事物的毁灭，并且面对这种毁灭，人们无能无力，只能“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此外，余先生也从思想史的意义上分析了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他认为曹雪芹的思想主要来自《庄子》和阮籍，承接的是庄子追求自由的精神和魏晋风流反抗礼教的遗风流韵。众所周知，满洲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和它严酷的军事等级制是分不开的。八旗本身就是一个严格的军事组织，等级严密，入关以后，汉化既深，又吸收了理学所强调的礼教，因而融合为极为怪异的满汉杂交礼教。这种礼教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控制极为有力，雪芹出身满族世家，亲身体验了礼教对人的束缚和压制，所以在书中他才不遗余力地暴露礼法的丑恶和虚伪。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柳湘莲的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和焦大的“扒灰、养小叔子”的骂语，又如贾珍父子在居丧期间“仍乘空寻他小姨厮混”也暴露了所谓世家大族礼法的虚伪本质。可见，“八旗世家的礼法及其高度的虚伪化是直接激起曹雪芹‘反叛’的社会造因”。
曹雪芹赖以反抗礼法的利刃是“情”，即以情抗礼，关于这一点脂批也承认：“宝玉重情不重礼，此是第二大病也”。在全书中，这个“情”更多地体现为儿女之情，宝玉的滥情可以说和礼法格格不入，大观园里的爱情（宝黛之恋得不到认可，侧面反应了礼法的约束力）也不符合礼法的要求，于是“情”和“礼”的对立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了。这也是《红楼梦》里两个世界的成因。
余英时先生是史家出身，在研究《红楼梦》的方式上融史实和见识于一体，不囿于门户偏见，有理有据，真让人感叹海外华人史家的功力和境界。反观大陆，本来俞平伯先生已经开始反思“自传说”的不足，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典范，因时代和形势的原因而改弦更张，转而附和“阶级斗争说”，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学人的悲哀。
2008年8月27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