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1912年1月26日傍晚，彭家珍持炸弹谋刺满清权贵良弼，彭当场毙命。两天以后，良弼死去，临死前，见到了彭家珍身上搜出的名片，长叹一声：“原来是廿头（当时称革命党为廿头，取义于革字的上半截）彭某，真英雄也。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
1918年夏，上海市议员江确生致函江苏省公署：“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则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至一尺有余，及至暑天，内则穿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他要求江苏省、上海县及租界当局出面禁止这种“淫服”，“以端风化”。
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等人讨论陈独秀在北大的去留问题，清除陈独秀的主张占了上风。16年后，胡适仍对此耿耿于怀：”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五四运动“对当时的学生影响极大，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回忆说：”在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嚣张是不须讳言的。“
1936年，被“激进派”视为落伍的胡适写信给周作人：“我在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虽然落寞，胡氏仍不改立场，不肯为跟上潮流“而“跟着少年人跑”。
胡适说：”科学精神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向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科学的法则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只有这一方法才使我们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
浦薛凤和闻一多是清华同学、后又同在西南联大任教。浦如此评价闻一多：”一多富于感情，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真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有时指摘现实，其措辞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学人教授的风度。“
吴国桢在南开中学与周恩来是同学。他如此评价周：“周恩来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个天生的演员，一个在学生时代善扮女角而愚弄观众的人。……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
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 ——毛泽东 (1944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讲话)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搬进闸北东横滨路景云里的一幢房子，开始了同居生活，双方达成协议：“两性生活，贵在情投意合，相互信任，除当事人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束缚；日后，如有一方不满意，决不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如果觉得没有同居的必要了，那就立刻各走各的路，反正都能独立谋生。”
梁实秋评鲁迅：“鲁迅的文章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取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
胡适在文章《人权与约法》中批评国民党的训政，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校方称鲁迅是一位“战斗者”、“革命家”，学生们听了热烈鼓掌，鲁迅连忙起来声明否认，“绝非战士，更非革命家”。事后鲁迅与人解释时说，“这顶花冠弄不好将来是会被人要了性命的，他们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一次宴会，“幽默大师”林语堂讲了几句英语，鲁迅竟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与林疏远后，鲁迅还不忘讽刺林语堂“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高长虹写文章评价鲁迅“开始时认为鲁迅为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后是一个不很高明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则是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
鲁迅对原配朱安从不理睬，朱安向人抱怨：“老太太总怪我没有能生个孩子，可大先生整天和我连一句话都不说，我怎么能生得出？”
1915年，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陈源（陈西滢）嘲讽道：“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鲁迅的回应是：“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吴晗的《朱元璋传》有四个版本。初版认为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二版为影射蒋介石，于是“流浪青年”改成了“流氓”，“三个伟大”变成了“暴君。1949年后，他揣摩上意，“流氓”又改成了“流浪青年”，“暴君”变成了“农民领袖”。
1935年1月26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检查也遭到极顶，我自去年以来，被删削，被不准登，甚至被扣住原稿，接连的遇到。听说，检查的人，有些是高跟鞋，电烫发的小姐，则我辈之倒运可想矣。”
鲁迅：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鲁迅：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事实上，亡国一 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 一群烈女。
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的选址，骑毛驴、自行车转遍了京郊，最后在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为了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的资助，司徒雷登四处奔波“化缘”，甚至会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聊天游戏，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京。他自嘲道：“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
诗人朱湘脾气暴躁，孤高冷傲。徐志摩主编的诗刊《诗镌》，没有将朱湘的作品《采莲曲》发在首篇，朱湘对徐志摩破口大骂，说：“瞧，徐志摩的那副尖嘴，就不像是写诗的人。”
朱湘对郭沫若的诗有褒有贬，贬的时候，极为刻薄：“一诗集只四行可读”；朱湘评论胡适的《尝试集》只用了四个字：“内容粗浅，艺术幼稚”。
何兆武回忆西南联大的老师、历史学家郑天挺：”讲明史讲得非常有条理，而且非常细，讲到朱元璋的外貌，能讲一小时，哪本书上是怎么写的，总是他的相貌非常奇怪，给人很深的印象。“
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杜聿明率22师进入野人山区，他回忆在原始森林跋涉的情形：进入野人山的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
1926年，”三一八惨案“当晚，叶企孙怒斥跑到现场的清华学生王淦昌等人：”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如果我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敢欺负我们？——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国家不遭到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泪如雨下。
罗隆基创办民盟，一心想在国共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把民盟变成第三大党。昔日的同窗吴国桢对他颇有异议，认为罗不过是个机会主义者，“贪求荣誉，爱出风头，具有鼓动者的天才，能令群情激奋，而且文笔犀利，差不多能颠倒黑白……也许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他！”
一九四四年，戴季陶在重庆曾家岩发豪语：“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一千年。”
沈醉谈蒋介石的“不立文字：“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那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諭速办’和‘奉諭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諭’，档案里完全找不到。”
之二
叶公超向李敖抱怨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人是毛泽东。” “半个人”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说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蒋鼎文回忆，西安事变尘埃落定以后，张学良要随蒋介石回南京负荆请罪，蒋告诫他说：“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张回答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抗战胜利，汉奸逆案开审，陈璧君在法庭自辩称：“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若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东北、华北、华东沦入日本人之手，还不是蒋委员长拱手相让的！当初日本人进攻广东，国府大员闻风而逃，你们何曾尽过守土之责，这难道也是汪先生的责任？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倡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蒋介石退居台湾时，痛感国民党情报工作失灵，感慨地说：“戴笠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
1945年，青年党领袖左舜生访问延安，见到时任《解放日报》社长的老熟人秦邦宪，问及：“你回到延安来怎么胖了许多？”秦想了一想，这样回答他：“我们在这里不要用什么脑筋！”
胡汉民评孙科：“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因此有革命脾气；因为他是国外长大，因此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因此有大少爷脾气，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候两种，有时候三种一起发。”
柳亚子赠高天梅：白衣骂座三升酒，红烛谈兵万树花。
胡适有一个妙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据他考证，有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德国、日本、俄国。
四川学者、北大教授刘师亮，有感于当时四川军阀乱杀人，写了一首诗：“问道头可剃，人人都剃头，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梁启超：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陈独秀幼时随祖父读书，常因背不出经书，遭打板子。每次被打，他都倔得不出一声，祖父不止一次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鲁迅论翻译的苦恼：“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象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
钱钟书之父钱基博任教于圣约翰大学时，痛感师生之西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诸位一心读英文，不读国文；各位的心，已不是中国人的心!我听说诸位到圣约翰读书，每年花费须五百多元；我想诸位家里，花了五百元一年，卖掉你们做外国人!我想诸位祖宗有知，在地下要哭! 我今天已不是圣约翰雇聘的一个国文教员；而是一中国父老的身份，看你们作子弟，挽你们的心，回向中国!我想你们不愿，也得愿；因为你们身里有中国人的血!”。”
钱基博对中国文化颇为乐观，说：”我觉得我中国，好比一条四千年的神蛇，现在正在蜕壳，当然周身不适；他身上组成细胞，哪是老废细胞，跟着壳蜕去以至死亡；哪是新生细胞，扩展神蛇的生命，将来发扬威力；这须看我们各个人的努力!“
抗战期间，钱基博和学生吃饭，见一女生吃馒头，撕了皮吃，狼藉满桌。饭毕，钱问何故。她说：“因为脏，不卫生!”钱厉声说：“国难严重到这般地步，全国同胞，饿肚皮，吃不到这般脏，这般不卫生的馒头皮者，不知多少!你不要看见外国人吃面包，不吃皮，定要学样!”
清华教授会上，有教授向校长曹云翔声诉薪水问题。钱基博当场说：“我们不要谈薪水!我们的薪水，是美国庚子赔款；庚子赔款，是全国四万万人，吃了许多苦的血债!我们拿来受用，心里本觉得难受；少拿些，少担些罪孽，也心安理得!”他说完，无人再提薪水问题。
1945年7月，青年党党魁左舜生访问延安。他和彭德怀一起吃饭时，问了一个问题，“假定有一天你们的环境变了，你们有什么方法保证你们的一切做法不会变质？”彭说：“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过问政治，政治又不能约束军人，我想每一个军人都是会要变成军阀的！”其实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
1945年,《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自由民主的中国……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1947年2月，傅斯年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这篇传世檄文一针见血地痛陈：“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
关于文人和政治的关系，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1945年7月，傅斯年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和他有过一席长谈，当毛许评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他却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临行时毛泽东手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相赠：“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大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梁启超向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时，曹问：“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有没有著作？”梁又答：“没有著作。”曹再问：“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怎么行呢？”梁再答：“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却没有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1948年，银行家陈光甫设想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提出十二条政策要点，包括：政治方面，各省自治，自由发展生产，不受中央控制；速办学校，教育公务员而成文官（Civil Service），切不可交给党治学校去办；大学由人民办，小学中学为强迫教育。
叶灵凤1945年写《关于禁书的笑话》，随手举了三例：其一，一青年因读鲁迅《呐喊》锒铛入狱，竟被枪决；其二，检查官唤“恐红症”，只要书籍封面为红色即行查禁，理由是封面红色，其内容必然涉“红”；其三，马寅初一本经济学著作遭禁，理由是马寅初和马克思都姓“马”，又都搞经济学。
1949年6月8日，蒋介石反思失败的原因，细数共产党七大优点：“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彻底，五、军政公开、六、办事方法、调查、立案、报告、审查、批准、执行、工作检讨；七、组织内容：干部领导，由下而上，纵横联系，互相节制，纠察彻底，审判迅速，执行纪律……”
蒋介石喜欢在日记里骂人，而且骂得很尖刻，如骂大舅子宋子文“嚣张跋扈”，“此人绝不可用。”骂其连襟孔祥熙是“无耻之尤”。骂老婆宋美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他还骂孙中山独子、曾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的孙科为“阿斗”、“总理的不肖子孙”。
国民党悍将张灵甫抗战中被日寇机枪打断腿，身中七块弹片仍不下火线。在香港治疗腿伤期间，不听医生劝阻瘸着腿回到战场。张灵甫在给家兄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张作霖生前曾训斥张学良：“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顶多有1万3，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藏式毅（奉天省省长）召集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咱东北军有30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1万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1924年，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讲义在北大印刷，在此书中，他倡导裸体行走、裸体游泳、裸体睡觉等，认为“性育本是娱乐的一种”，并十分详尽地介绍了“交媾的意义”和“'神交’的作用。
张爱玲可谓身体写作之先驱，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这样描写“乳房”：“她的不发达的乳，握在手里像睡熟的鸟，像有它自己的微微跳动的心脏，尖的喙，啄着他的手，硬的，却又是酥软的，酥软的是他的手心。”
唐云旌曾笑傲民国海上文坛，以善骂著称。他毫不讳言自己的性无能，曾在文中说：“中国名男人中有两枝银样蜡枪头，惟不佞与梅兰芳耳！”
1936年4月间，鲁迅对李霁野（1949年后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复述过一段与冯雪峰的对话。鲁迅说：“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而冯雪峰则连忙摇头摆手应之：“那弗会，那弗会！
钱钟书在《围城》中，这么写深藏在他心中的美女唐晓芙：“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
叶灵风在自著小说《穷愁的自传》中，主人公有这么一段：“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面到露台上去大便”。
弘一大师圆寂前手书偈语，曰：“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