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语行：止行录

那些飞来如云、

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以赛亚书》

你总知道，

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

你日子的数目也多。——《约伯记》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

有。

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

幻。——《诗篇》

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

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像我的列祖一般。——《诗篇》

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示录》

谁终将声震人间，

必长久深自缄默；

谁终将点燃闪电，

必长久如云漂泊。

——尼采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我那时十四五岁，是老大，其他弟妹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高考临近，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建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我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第二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生活费标准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符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人都引以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自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他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广东卖鱼虾的摊贩将死鱼非常便宜地处理掉，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些比内地还新鲜！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这时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写东西的人，最大的悲哀是没有自己的文体，一眼就可以看出师从谁的笔法和腔调；最大的幸福就是写一个单句也可以闻出他的气味来。
　　
　　抒情一定不要过度。这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很好的题材也会因为过度抒情而失去深刻和优雅。
　　
　　抒情一定要节制。归有光《项脊轩志》文末一段堪称典范：“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这段文字是抒情的极致，写得极为感人，也写得极为压抑，若无其事的轻描淡写里有多少人世变迁的沧桑之感！

成都人出门必带的三样东西：啤酒瓶——防地震，到一个地方就拿出来倒立放起，一有动静就开跑；红外线体温计——防流感，测到距离自己一米内的人有体温超高者，远离并打120隔离；榔头——防公交车自燃，一燃起来大家都拿出榔头一起敲玻璃，逃生几率大——成都，一座来了就跑不脱的城市，不在地震中升天，就在公交车上坐化！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赶9路公交是一样一样的，车门一关，一开一站过去了。车门一关，不开，这辈子就过去了。

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

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

——《圣经·以赛亚书》

有人讨论女人最伤男人自尊的话是什么，一网友回道：“一句就够伤了：你。。已经进去了？”

法航失事飞机有副省长夫人，网易跟帖：中年3大喜事：升官发财死老婆。

老年人谈恋爱像老房子着火，有句话说：天越静越高，人越老越骚。

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认为某些人的言论既不靠谱，可以这样骂：“本动物医院目前生意清淡，正爱心打折。快来！”

“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山东聊城某监狱的标语。

杭城飞车事件后，一网友说：“这次的谭卓，可能下次就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明天，我会不会也在5米的高空看风景？”

 罗京得癌死掉放在头条，重庆武隆山体滑坡埋了87人，成都公交车自燃烧死了25人，河南下冰雹砸死了22人，这些新闻统统靠后，上百条人命居然不如一张国嘴！在中国，普通大众如草般自生自灭，卑微得发不出一生叹息，他们的死从来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人会来关注他们，因为我们已经见惯了生死。冷血的媒体需要噱头和炒作，名人之死更有价值，草民和屁民的死只是一串枯燥的数字。他们没有名字。他们是一个简单的标题，没有人去细读。

有几位朋友要我博客的地址，没想到我的歪酷博客地址竟然不能由QQ发出去，原因是有人举报歪酷博客存在不良信息，腾讯公司已经予以屏蔽。最可恨的是，歪酷博客也不能通过goole阅览器订阅！歪酷究竟哪儿惹你们了，莫非你们满身都是G点，处处敏感？

我先在新浪写博，后转天涯，再转牛博，最后落脚歪酷。歪酷的功能并不齐全，模板也丑得要命，但它自由，虽然会删帖，但没有那么多的敏感词，所以我一直在这儿写。令人费解的是，现在的歪酷已经是萧条一片，连主页都不能显示，你还要它怎么低调呢？

可怜的小歪，你改悔吧！

《朝向内心的旅途：从囚禁到自由》自序

我于六年前初读《红与黑》，阅读多遍，未曾倦怠，流光碎影中，更觉其鲜华毕现，其意弥新。其书自有多种读法，所谓见仁见智，于我而言，此书是一本心灵的自传。此书一八三零年出版，当时销量寥落，无人问津。作者斯丹达尔略带伤感地说五十年后才有读懂此书之人。一百七十年过去，当真有人真正心悟此书解其大义？杜甫有言：“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有些天才注定寂寞的命运，生前籍籍无闻于世，死后却遭谬托知己，此种悲哀自古皆然。《红与黑》作为天才之作，命运也当如此。

译者郭宏安先生认为《红与黑》主旨意在寻求“谁是少数幸福的人”，这是目前论者中最为深刻的见解，它超越了政治和爱情主旨的狭隘阐释，从于连本身而不是从其他看到了此书的微言大义。郭先生的烛幽之见，高妙犀利，直指心灵，令人叹服。先生的《红与黑》代译序，我读过多遍，每每惊于先生的警策之论。我所读译本也为先生所译，文采斐然，手笔宏大，行文畅然，用墨简洁，为其他译者所不能及。

郭先生所论固然精妙，然而于“幸福”本质何为却言之不详，未免憾事。幸福一物，千百年来，众生所求而不得，当今攘攘，市声喧哗，几人更去探求心灵往何处去身家如何得归宿这样的迂阔问题呢？幸福的多少与人获得自由的多少密切相关，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谈到寻求自由的两种途径，其一为反求诸宪法，其二反求诸自己。他的看法是很精到的。由此可见，自由界定有两种，其一为政治层面的，其二为心灵层面的。后者最为根本。自由最大的敌人不是专制，而是自我囚禁。民主社会把人从制度层面解脱出来，而心灵的自由却不可能随之而至。每个时代，人类的最大的问题是从囚禁中解脱出来，砸掉外物或自己强加在身上的重重枷锁获得心灵的自由。人最后的敌人是自己，自己的救赎也必须由自己来完成。

《红与黑》不仅写了人的心理，更写了人的心灵。它描述了心灵在社会的诱惑和自我的异化的裹夹下一步步走向了沦丧的历程，这几乎是无可逃脱的命运。因为并非每个人天生就是圣人，他需要时间和磨难去领悟人生的本质。从这种意义上说，《红与黑》是一部成长小说，于连也是一个成长中的形象，他的迷茫和觉悟都有标本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是放大或缩小的于连，于连的身上寄寓着人类共同的命运。《红与黑》又是一部哀书。于连入狱而死的时候仅仅二十三岁，这个赴死之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忽然有了信仰”，明了了幸福和自由的本质，新的道路已经从晨雾中显现出来，而他此时已无法踏足，因此这本书的寓意就在于：自由的路途充满血的荆棘和死的灵歌，每个妄想收获内心的人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郭宏安先生在代译序中说于连在狱中所思索出的道路其实是留给读者去走的，谁若领悟了于连所领悟的，谁就是斯丹达尔所说的“少数幸福的人”。

这篇论文是我反复读《红与黑》的心得与感悟。斯丹达尔写此书时曾说“我就是于连”，我写这篇论文又是对此书作阐释，与其说是在解读于连的人生历程，不如说是借此寻求自己的人生之路。世道茫茫，人生漫漫，智者已经归入深山，似我等浅薄之人尚在孜孜以求，得乎失乎，智耶愚耶？纸上的路途终究比世俗的生活来得轻易，思想往往是理想，即便明白了心灵的归路，我们又能如何？然而，我不放弃已经自觉已经觉悟的道路，尽管手臂可以一次次抬起，我的心从此以后会一直向沉静的方向张望。

 2006年6月1日晚

附记：写下这篇自序的时候，我已经快要离开重庆了。转眼间一年过去，今日重新检视旧文，发现自己内心的看法一直未变，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吾道一以贯之”。《朝向内心的旅途：从囚禁到自由》一文掉书袋太多，反不如这篇序文写得轻松自如，前者有点追求做学问的架势，后者则完完全全是言由心发，甚至可补前者论述未尽者。我记得当时写完这篇序文，重重舒了一口气，觉得可以向自己有一个交代，在时光面前，能够稍稍有所寄托或有所反省，这样总归是好的。写完此文，发现当天竟是六一儿童节，不觉莞尔，真是送给自己绝佳的礼物，我尚童心未泯乎？我愿意始终怀有一颗自由的心，像一个孩子，可以仰望浩瀚的星空，那里幽深广阔，上帝会给他一对翅膀——叫做自由，这对翅膀鼓荡风云，无拘无束，带他一直向上，向上，直到星辰在他之下。明天又是儿童节，谨以旧文为贺，献给我自己，并且告诉自己：在上帝眼里，你永远是一个孩子。

2007年5月31日夜

又记：我三年前写了一篇论《红与黑》的论文。写文学论文的好处是可以夹带私货，通篇的议论都是“夫子自道”。这篇自序已经成了我的人生宣言，预示着我以后的人生道路。我珍视这篇小文，两年前为它写了“附记”，现在又写了“又记”，反复批注乃是为了肯定自己内心的想法。自由是最高价值，内心的自由不可与任何外物妥协。对一个人来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是如何保持自我。不失去自己就是自由。自由“非如同牡蛎外壳之转向而已，却是灵魂从黑夜转到白天，从下升到上”。竭力从囚禁中挣脱出来，这是我一生的信条和目标。

2009年6月1日晚

曾国藩剿灭洪杨，成为“同治中兴”的一代名臣。国藩用兵多年，身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幕府，赵烈文即是其中佼佼者。烈文少有才名，对佛学、易学、军事、经济之学皆有涉猎，颇受幕主曾国藩的器重和赏识。其遗著《能静居日记》记载了他和曾国藩关于晚清时局的几次谈话，读来发人深省。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以我的推测，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天下无主，人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垮掉，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国藩无言以对，沉默良久说：“吾日夜望死，忧见社稷之陨。”

作为老牌的政治家和一代大儒，曾国藩的忧患意识是极为强烈的。自此以后，他多次和赵烈文讨论大清的国运和前途问题。有时，他非常悲观，对赵烈文说：“京师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有时，又认为大清仍有可为，认为奕为人“聪颖”，皇帝“君德正，勤于政事”，那拉氏遇事“威断”，为前代所无。赵烈文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奕“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处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而皇帝勤政也无补于兴亡，“威断”则易受蒙蔽。他认为，“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亦即大清如果中兴非要“大变”不可，局部的小修小补已经不能挽救王朝的颓运。

一年后，曾国藩前往北京觐见那拉氏和同治皇帝，居京数月，曾国藩对朝廷上下的情况有了新的判断，大体同意了赵烈文先前的看法。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在保定直隶总督官邸，曾、赵二人又进行了一次长谈。曾国藩对赵烈文直斥朝廷“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对执政的衮衮诸公也大为不满，他说：“两宫（慈禧、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帝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亘峰（倭人），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优耳。”这次谈话是曾国藩对赵烈文以前预言的首肯和回应，经过观察和思考，连中兴之臣曾国藩也对大清的前途充满了忧虑和绝望。

我们看到，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于1911年抽心一烂，土崩瓦解，距1867年赵烈文和曾国藩的谈话四十四年，果然未出五十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幸运的是，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并未在生前看到他们为之效力的大清帝国的覆亡。烈文知人论世，洞幽烛微，像一只知晓暴雨来临的蚂蚁，虽然风雨欲来，但也无能无力，只能坐看大清沉沦、没落以至覆亡。所以先知是最痛苦的，因为他第一个看见绝望。

 2009年5月24日

看和菜头的博客，有网友“无关紧要”在树洞留言，我写了很长的回复。下面是她的留言和我的回复。

~~~~~~~~以下为网友"无关紧要"的留言~~~~~~~~~~~~~~~~~~~~~~~~~~~~

树洞，我想我实在要跟你说说话了。

刚刚挂掉妈妈的电话。她说爸爸昨晚听我讲完和男友对于前途的打算之后一夜未眠——我昨晚不过说，等我们在上海混完博士学位，就回男友家所在地沿海的 M城的一个二本大学教书。我们的理由是，在那里很轻松就可以在大学附近买套房子过一种简单轻松的生活。而在上海市区贷款买一套房子就等于拴住了后半生，在上海郊区买房子就意味着我要在公交地铁上早晚各挤将近2个小时这无疑是在浪费生命。可是爸爸很生气，好端端大上海不呆着而跑去小小的M城，他会觉得我的人生在退步。

我很生气，我在电话里跟妈妈说我宁愿去M城做人而不愿在上海做猪狗——我承认我是气话，但是上海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跟男友都不想要这种生活，这是远在西北的爸爸妈妈无法了解的，我离开上海会让他们是觉得我没斗志我被生活打败了。而这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

回M城的决定是男友先提出来的，他说毕业就回去结婚。他也说你要好好想想将来你是否真的想离开上海，我不想你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们在一起快5年了，他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敏感又认真，结婚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结果爸爸的一番话让我从当年的恨嫁到现在的不想嫁，因为我知道爸爸可能不是真的讨厌M城，他只是很伤心的觉得，当年骑在他肩膀上的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已经要跟别的男人去过日子了。

当年男友还没跟我提起结婚的时候曾经去过他家。我在卧室听见他和他妈妈在客厅的谈话，他妈妈说，结婚一定要多考验，考验个十年八年的。我也听见他说，等到想生孩子的时候再去结婚就行了。我当时眼泪止不住往下掉。我知道他可能是在为了让他妈妈宽心，但是我想到的却是，万一他想与之生孩子的人不是我呢？

回到我爸爸妈妈身边，这些是一句都不能提起的。而爸爸妈妈却催促一直我说你们俩老是一起出差一起旅游也分别见过双方家长了，为什么不先订个婚呢，也让我们双方家长先见个面。我每次总以事情多，忙，时间不合为理由搪塞掉，还很不以为然地说，我都不急你们急啥，这么急着把我扫地出门啊？

而这些话又不能跟男友讲，怕他会对爸爸妈妈的着急吓到而最终退缩；这些话又不能跟闺蜜讲，单身已久的她听到恋爱结婚这类词会觉得我在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些话又不能在博客上讲，EX们会幸灾乐祸的吧？我只能跟你，树洞，来碎碎念。

恋爱谈久了，已经不想去思考爱情是什么了。只是这时候又突然觉得，原来爱情不是最难的事情，结婚也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它意味着两个人社会关系的结合。真空的爱情固然很美，但是经过这些琐事打磨的爱情才会珠圆玉润的吧。虽然很没信心，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撑多久，但是还要试一试。

~~~~~~~~~~~~~~以下是我的回复~~~~~~~~~~~

“无关紧要”，你现在处在选择的路口，而选择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做选择，别人永远只能提供意见，最后下决心的还是自己。所以，要想好，想好了就不要动摇了。选择了，就要承受，以后不能后悔。

你的第一个烦恼是选择去哪里，是上海还是小小的M城。我觉得，留在上海需要勇气，离开上海需要更大的勇气。外省的青年来到北京，小城的青年来到上海，他们一般是不会回故乡或去外地。原因很多，大城市的繁华，机会，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面子让他们不能回去，因为别人都留在了大城市，自己为什么要去外地呢？回故乡或者去外地仿佛成为失败和耻辱的象征。如果你觉得你的才华配得起上海这座庞大的城市，如果你对在这座城市能够获得成功深信不疑，如果你对这座城市有没有理由的眷恋和热爱，那你们当然可以留下来，美好的前程就在前面。

但你显然信心不足。飞涨的房价会套牢你的后半生，糟糕的交通让你每天在路上浪费两三个小时，在这个近两千万人口超级大城里，每个人都如沧海一粟般渺小和卑微。接受和适应这样的生活需要勇气，需要忍耐，需要强大的内心。在北京和上海的地铁里，多少白领早上还是西装革履，晚上下班就已经萎靡不堪了。巨大的压力会让你思考究竟为什么留下来，一旦想这个问题，那说明已经开始后悔了。后悔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相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一旦想通了这个问题，我想，很少会后悔的。

回到小城，不出意外，你可以享受到安逸的生活，可以轻易地买到自己的房子，每天黄昏时刻可以和家人悠闲地散步，假期可以出去旅游，以后也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小孩子，平时教教书、看看书，一生就可以这样无欲无求地过去。如果你不觉得这样没有出息，你大可不用理会父母的反对，他们坚持你留在上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面子，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大城市工作是一件多么值得自豪的事情，说给亲戚朋友听也有面子。父母有时候只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想法。如果肯为父母的面子而委屈自己，那就是另一种选择了。

再来讨论一个问题，去M城就真的没有出息吗？如果这样算是没有出息，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出息呢？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成功的人生呢？可以在流离失所中体会生命的乐趣，可以在漂泊动荡中找到人生的真谛，也可以用汗水和泪水到达万人称羡的人生境界，也可以在巨大的失败中体会难以言传的悲壮和落寞，但安稳的生活和内心的宁静不是我们的敌人。总之，留上海还是去外地，是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选择哪一个全在于你的内心。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感情问题。我看了半天也没有明白。你大概是对自己的感情犹疑不定，对自己的另一半没有完全的信心。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如果因为外部因素的干扰而让你们的感情出现怀疑的裂缝，那说明你们没有真正相爱。你爱的是那个人，只要真心相爱，就算不结婚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非要用结婚证书和婚礼这样外在的东西来界定和确定你们的爱情呢？爱情是最简单的关系，只是两个人，容不得其他人来置喙，即使是你们的父母。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看准了就坚定地走下去，大龄女青年也用不着这样不干脆。

这一次的选择关乎你以后的人生。无论如何，听从内心的号召，“收拾精神，自做主宰”（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一个读到了博士的人，做选择的时候如果还头脑不清是非常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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